此时我所坐的飞机正在空中解体，周围的尖叫声和强烈的震动以及突然滚落的物品或人体，都让我觉得这是一场载奔载欣的死亡盛宴。氧气面罩在那里飘飘荡荡，一如救命稻草般闪现生的灵韵。我甚至开始有些兴奋了，我知道，我们都没救了。
      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吗？如此慷慨地成全我的死亡。
      可是，我不需要这些陪葬品，如果可以，我愿意退还他们，他们背后所承载的或悲或喜的故事，都不理应被这场盛宴拦腰截断。
      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吗？我终究不能去到拉萨用我的死亡报复我的父母。
      我恨他们？不，不，我应该是爱他们的。精神科主治医生的父亲和高中教务主任的母亲，在外人看来堪称完美的高级知识分子组合，用他们无坚不摧的完美让我这个女儿无所适从。
 
      红砖瓦房，每天从清晨至傍晚都背诵着毛主席语录的大叔，喜欢载歌载舞唱红太阳歌曲的阿姨，绿油油的浮萍，落满地的松针，隔着三道铁门的长廊，荡在白大褂叔叔腰间的那一串大大的钥匙，排排坐，钉铐钮，厚厚的书，密密麻麻的量表，在小花园里和叔叔阿姨们一起做游戏，还有父亲倚靠在三楼办公室的那扇玻璃窗边向下俯视着我。
      这便是我童年记忆的全部。
      6岁那年，我问母亲：我为什么不用去学校？
      母亲说：因为你身体不好。
      9岁那年，我问父亲：为什么医院里叔叔阿姨被看作是精神病人，疯子，不可理解？在他们眼里，我们何尝不是疯子？
      父亲看了看我，对母亲说：让她去上学吧。
      开学前一天，母亲给了我一只锦囊让我贴身挂在胸前。锦囊上绣着“若展”两个字，母亲絮絮叨叨说这是从寺里求来、开过光、又能保平安又能使我优秀的宝贝。我郑重地戴上，仿佛签下了契约。
于是，自上学读书起，我的表现让完美的父母亲自觉有了一个同样完美的女儿。锦囊时刻提醒着我，我必须是健康平安的，我必须是优秀聪慧的。
      直至24岁那年，我告诉他们，我与一个女人相爱，她叫汪茹。母亲随后的歇斯底里是我预料之内的，父亲怔怔得望着我，我朝他笑，他明白我笑中的含义么？我是在嘲笑他们。这些道貌岸然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当你们把同性恋作为客观知识和现象来进行讨论和研究时，你们是如此的自得，而当这些外在于你们身体的知识，突然降临到你们身边的时候，你们还能泰然处之吗？你们这些骗子。
我知道，后来母亲去找过汪茹，不然她不会离开我去到日本。母亲以为将我们分隔两地便能断了我那些“罪恶”的念头。一向端庄有礼的她，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如同街头巷尾穿着睡衣走来走去的市井小民，她迫不及待地要拆散我们。我平静地从母亲那里接受一切关于汪茹的消息：她走了；她交了个男朋友；她结婚了。由于父母的阻拦而失去爱人的人自然不止我一个，我不至于为此而死，我的母亲，我可怜她。
       不是那所谓的爱情给了我死亡的勇气，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报复。爱情，只是契机。
      17岁那年我在高中图书馆与米歇尔·福柯相遇，他用他的博士论文《疯癫与文明——古典时期的疯癫史》回答了我9岁时的问题，我与他一见如故。《规训与惩罚》让我明白父亲倚靠在红砖瓦房三楼办公室的那扇玻璃窗边向下俯视我的真正含义。也让我明白了胸前那只绣着“若展”二字的锦囊，便是枷锁，和那黑漆漆的长廊里的铁门一样，把不该出现的异像统统关起来。话语的牢笼从未如此明晰过。我决心逃脱。
      汪茹的婚礼成了我终于得以辞去在母亲高中执教的理由。我还记得临出门前，父母那同情的眼神，仿佛在昭告着他们是如何的高贵且宽容，允许我去亲眼见证我那爱情的消亡。我微笑着和他们摆摆手，是的，我终于可以走了。
      我当然没有去参加汪茹的婚礼，我在大阪观光旅游了五天，备齐了所有到了拉萨之后需要替换的假证件。我计划一下飞机就把所有的证件扔掉，换上一个新身份之后便去登山，青藏高原的高压对我这个先天性衰竭的心脏无疑是致命的，这便是我去到拉萨的最终目的。
 
      而此时，飞机正急速下坠，我脑中开始闪现所有见到过的关于死亡的画面：河面上漂浮着的泡得肿胀的死猪；过马路时不小心被汽车碾平的蛤蟆；扭曲变形的车厢里伸出的半截身体；1号寝室楼下摔得血肉模糊的女学生；樱桃树上悬挂着的老人；还有那只刚刚摔碎的镯子……我突然感到这是一个奇妙的隐喻。新生与死亡相伴，破与立毗邻。
      画面不断交替着，我脑海中浮现了一句话，我决定将此作为我留在世间的遗言。我按下录音键：   
       死亡的光芒驱散了生活的黑暗。